管理是一种文化。不同思想意识的人，会有不同的管理方法；不同的民族，也会有不同的管理办法。生活在海外的华商，不论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三代，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总会自然地、习惯性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对自己的企业进行管理，使他们的企业管理表现出一些与其他族裔商人不同的、带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特征。
　　以家族为主体的管理核心
　　中国人历来都十分重视家族血缘的关系。中国民间有句谷话，叫做“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意思是说，在生死修关的紧要时刻，只有“父子兵”和“亲兄弟”才靠得住，才会拼命支鼎力相助，向人们强调了家族血缘关系的重要性。
　　因为血缘关系，同一家庭的人，天生就有一种互相亲近和彼此信任的感情，所以，华商在创业时，首选的合作伙伴大多是本家族的父母兄弟或其他成员。这种情况在华商企业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这就使得海外华商的企业，大部分都是一些家族型企业，带有浓厚的家族血缘色彩。
　　作为这种由家族成员共同创办起来的家族企业管理核心的董事会和总经理，必然都要由本家族的成员共同组成，而且，家族的主要成员往往身兼两职，既是董事，又是经理。
　　在台湾的100家集团企业中，大部分都是由家族掌握控股权并对企业进行家族式经营。据台湾有关资料统计，在1987年的97家企业集团中，属于家族集团的有81家，占86.6%，非家族集团13家，占13.4%，家族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属于一个家族者共56个集团，属于两个家族者有18个集团，家族集团的核心人物全由家长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有23家。
　　家族中的家长为了控制集团全局往往身兼多职，或新任多家分子公司董事长。如大同集团董事长林挺生一身兼任大同集团36家分子公司中17家公司的董事长。新光集团董事长吴东进也兼任新光集团21家分子公司中17家公司的董事长，其他如一人担任几家分子公司董事长的更为数甚多。
　　类似的事例在华商的企业中还有很多。如包玉刚自己出任环球航运集团主席，第一副主席则由他的大女婿苏海文担当；曾在美国高科技行业风光一时，资产一度高达50亿美元的王安也是自己担任王安电脑公司的总裁，而让他的大儿子王列担任执行副总裁。
　　这种由家族成员共同组成的高层管理核心，体现了家族对企业的所有权关系，也保证了家族对企业的有效控制。
　　以血缘、地缘为准绳的人事安排
　　我们这个民族不仅十分重视家族血缘关系，而且也十分重视地缘关系，人们常说“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讲的都是对故土和乡亲的深厚感情。
　　在这种家族血缘和地缘观念的作用下，华商在企业的人事安排上，也是以家族血缘的地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为准绳，来进行选择和取舍的。因此，华商企业的各个部门，特别是那些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各分公司的经理等主要职位，大多是安排本家族的兄弟、子侄等成员，或者是与本家族沾新带故、关系密切的亲戚、宗亲以及老乡来担任。在这方面，胡文虎的虎豹兄弟有限公司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事例。
　　胡文虎的用人原则更多的是“任人唯亲”。所以，他企业中所用的人不是胡氏家族中的人，便是同姓的宗亲或者客家老乡，大多与他有各种样的关系。如上海永安堂的经理是胡桂庚，司库是一个姓郑的青年，此人先前还曾在汕头的永安堂任司库，他虽不是胡氏族人，但却是胡文虎发妻郑炳凤的胞侄；重庆永安堂的经理是胡万里，而胡文豹的长子胡清才则被安排在新加坡永安堂总行，协助他统管全益的业务。
　　以后，胡文虎涉足金融业，在新加坡开办崇侨银行，也是由胡文豹的女婿李志诚主持。从而形成一个以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为首，以胡氏的儿女、宗亲、老乡等亲朋故旧为骨干，遍布中国和东南亚各地的管理网络。应该指出的是，时间越往早推移，越是中小型企业，华商企业中这种带有浓厚血缘地缘色彩的任人唯亲现象就越突出。
　　华人家族企业既有正面的作用，也有负面的影响。为了避免后继乏人、内部争夺等悲剧的出现，以便使家族企业长治久安，海外华商特别是一些较大的企业集团已着手进行一些探索、变革，注意吸纳各种专门人才，并且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首先，他们十分注重企业继承人的选拔和培养。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把他们的子女送往欧美或当地的名牌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学习现代科技知识和掌握现代企业管理本领，以便日后接班。
　　其次，逐步建立一种中西合璧的管理模式。新加坡学者林孝胜先生曾对新加坡的家族企业做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李光前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是新加坡华人经济现代化的范例。李光前1928年创立南益公司，只用十多年的功夫便执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橡胶及黄梨业牛耳，后来又与人合资创办新加坡华侨银行，从而成为金融界巨子。
　　李光前家族企业管理模式内容丰富，其要点是：第一，在家庭成员中，按其地位及作用，合理分配公司股权，免去了争夺家产的纠纷。第二，始终保持家庭对企业的控股权，不会产生大权旁落。第三，推行西方现代管理原则，把企业拥有权与管理权分开，形成一种法治精神取向的家庭管理法。当董事的家庭股东只扮演决策者的角色，实际管理及执行则放手由专业经理和属下负责。
　　总之，李光前家族的管理模式，是西方现代管理与儒家理想的结合，它把小我与大我融为一体。正因为如此，企业充满活力与凝聚力。尽管李光前先生于1967年病逝，但30多年来，其家族企业不仅没有解体，反而有很大发展。
　　以“仁”本的员工管理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儒家在其学说中，向人们提出了著名的“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作为社会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而其中的“仁又被排在了首位，由此可见儒家对“仁”的重视和推崇。秉承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海外华商，都能把“仁”字奉为自己人生处世的信条，以“仁”待人，以“仁”处事，把这种“仁爱”之心应用到企业管理之中，就是在企业中善待员工，从工作和生活的细微之处入手，时时处处关心员工，爱护员工，并且想方设法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和问题。
　　1988年曾荣获“香港杰出工业家”称号的林光如先生，自创业以来，规模由小到大，员工从少到多，历时20年员工竟无一流失，个个皆成为以公司为家的工作狂，这在香港这块劳动力流动充分自由的土地上是很罕见的。
　　何以至此呢？因为林光如的座右铭就是“诚、爱、勤、敏”。身为老板，他在下厂时总能随口叫出每个员工的名字，与员工相当亲切，对员工的困难总是尽力相助。他17年如一日，每早八点半到公司，从不迟到早退。在他的感染下，员工们也极度少迟到早退，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
　　“木材大王”黄双安就把员工的生活福利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他对员工的生活非常关心，专门为他们盖了漂亮的宿舍，还配备了完美的生活设施。一位著名的摄影师参观后赞不绝口说这是他所见过的设施最齐备、最完美的职工宿舍。黄双安还实行一般公司所望尘莫及的优厚退休金、良好医疗保健和适时的休假等福利制度。每逢年节，即使再心慌，他都要带大批礼物去和员工一起欢度。一位员工因为妻子卧床多年，家中经济困难。黄双安知道后，不仅为他解决了全部医疗费用，而且还慷慨解囊，帮助他家度过生活难关。
　　老板善待员工，必然会使员工对老板产生亲近感，并把他视为可敬可爱的。这样，大家在企业中就会亲切友好，像一家人那样地相处。
　　金利来公司生产部经理张静娇是个干了20多年的老员工，她曾经打趣地对曾宪梓的三儿子、金利来公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曾智明说：“智明啊，你在我面前可是没有秘密的，想当年我没少帮你换尿片……”连换尿布这样份外的事都自觉去做了，由此可见曾宪梓努力提倡“金利来家庭”，善于把企业营造成一个大家庭，使之充满浓厚家族式温情氛围的企业管理思想的成功之处。
　　老板这样善等员工，还能极大地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度性，使他们都能忠于职守，工作起来尽责尽力，真正做到以企业为家。张静娇回忆说，金利来领带在报上登出广告后，产品供不应求，大家就日夜加班赶着做，她曾经有整整一个月没出厂门的记录。渴了就喝老板娘煲好的鲜奶，累了就挤在老板母亲的床上睡一觉。
　　所有的这些，都是曾宪梓平时在企业中以“仁”待人，友好和善地与员工相处，亲如一家的结果，有了这样的老板，员工怎么会不视企业如家，对企业产生亲近感和归属感，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和企业联系在一起，为企业的发展尽心尽力？古人云：“人心齐，泰山移。”企业的上下一心，就必然会例行出最佳的经济效益，曾宪梓的金利来公司能在今天这样发达，不能不说与这有很大的关系。 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
　　“和”即调和、相谐与协调。儒家思想也十分重视“和”的作用，早在2300多年前，被誉“亚圣”的孟子就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的学生有若则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从此，“和为贵”便成为儒家思想的著名格言。
　　“和”是企业管理的最佳境界。一个企业的“和”，首先应该是老板与员工之间的和睦关系，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和无寡”。当一个组织内部的上下关系互相协调，群众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怎么会觉得人少呢？反之，如果一个企业的老板与员工关系紧张对立，员工三天两头地闹事罢工，或者上班人来心不来，工作不认真尽责，用消极怠工来发泄心中的怨气，那么，这个企业即使人再多也是没有用的，至少也是效益低下，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
　　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笃信“和为贵”处世哲学的华商们，都很善于处理令许多西方老板很感棘手的雇主与员工关系。他们不但在企业中实施仁政，善待员工，而且还经常深入到员工中去了解他们的困难和疾苦，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华商黄双安就经常到员工中去和他们畅谈，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各种要求。马来西亚“种植大王”李菜生还经常光着膀子，汗流浃背地和工人一起干活，并进行倾心交谈，拉近了劳资间的距离。
　　这样一来，企业的下情能够及时地上达，上下沟通的管道畅通无阻，问题一出现就能及时地得到解决，矛盾产生后也能很快地得到化解，从而避免因问题的积压和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劳资对立和冲突的难堪局面。所以，在华商企业里，劳资关系都比较和睦融洽，一般都不会发生工人请愿罢工的事情。
　　著名企业家林绍良曾自豪地说：我们三林企业集团提供了20多万人就业工作机会，20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罢工事件。一个那么大的企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竟然从未发生过劳资纠纷，这是多么难得和不容易的事！
　　黄双安的公司在1983年曾一度陷入很大的困境，只能给员工发放一半的工资。在这时候，更是需要企业的“人和”。因此，黄双安及时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要求大家体谅公司的苦衷，同心协力，共渡难关。由于黄双安平时善待员工，所以，员工们都能同情公司的境遇，同意只领工资的一半，一直到1986年公司的境况好转。
　　在这漫长的3年时间里，员工们都能和企业同舟共济，没有一人因为工资锐减生活困难而离开，也没有一人为此而请愿或闹事，真是十分难得。所有的这些，不能不说是华商们在企业中奉行“人和”，注意和员工沟通理解的结果。
　　当一个企业能“内求团结”，老板和员工能和谐友好，融洽一致，上下一心，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时，那么这个企业就有了“外求发展”的良好基础。所以，企业中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一种无形的资产，认真地加以倡导和维护，对企业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以“节用”为原则的成本核算
　　“节用”，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节约”、“节俭”、“节省”等也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所推崇的美德。华商移居到异域他乡，谋生不易。所以他们更是珍异点滴所得，在日常生活中严格奉行“节用”的原则，把“暴殄天物”视为一种莫大的罪过。这种以“节用”为原则的生活习惯，也必然会被他们带入对企业管理之中，使他们在企业生产和管理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做到精打细算，历行节约，以尽量降低成本，增加效益，获取更高的经营利润。
　　首先，他们把这种“节用”原则应用到企业的人事安排上，严格核算需用的人数，实行“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准则，从不多用一个不该用的人。我们知道，华商大多是白手创业，先从开小店铺起家的。他们开的这种小店铺，开始时一般都不请别人帮忙，以节约开支，减少成本。即使后来店面增加了，生意做大了，他们也往往只请一、两个亲友来当帮手，只要能对付得了，他们就尽量不多雇一个人；华商的这种“节用”原则表现在生产管理上，就是精打细算，加强成本核算，尽量减少能源和原材料的损耗。
　　“船王”包玉刚在企业管理中，就特别重视控制成本和费用开支。他的原则是“应省则省”。所以，他一直要下属的船长们精打细算，不让他们多耗费公司的一分钱。为此，他亲自和技术人员及船长一起，共同研究如何降低燃料油消耗，怎样减少人员的费用。水手们都很了解他，知道他是一个“十分讨厌浪费的人”。
　　包玉刚自己在工作中，更是带头注意节约，尽量减少办公费用，节省公司的成本开支。一位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高级职员说：“在我服务他的日子里，他给我的办事指示都用手写的条子传达。他用来写这些条子的白纸，都是纸质粗劣的白色薄纸，而且写 一张一行的窄条子，他会把写的字撕成一张长条子送出，这样的话一张信纸大小的白纸也可以写三四张“最高指示”。
　　以信誉为出发点的质量把关
　　60年代末期，曾宪梓创业初期主要是在做泰国丝料领带。有一次急着要去泰国订购原料，临行前给一家叫龙子行的百货公司报了价，对方也及时预订了20打泰国丝领带。因为时间关系，双方当时都没有签订合同，只限于口头协议。
　　当曾宪梓到泰国进货时才发现泰国丝料价格已上涨，如果按照自己原来的报价将领带卖给龙子行，就意味着这笔生意会亏本。但曾宪梓想到做生意最重要的是“执事以信”，宁可自己亏本，也要坚守信诺，所以曾宪梓还是按照当初口头协议的价格，将领带卖给龙子行。
　　龙子行的经理十分佩服曾宪梓诚实守信的经商作风，那时曾宪梓还要为6口之家的生存而奔波，能够这样宁可吃亏也要信守诺言，真是十分不易。这以后，两家相互合作，十分信赖亦十分默契。
　　在儒家学说的“五常”中，“信”字也位列其中，这说明我们这个民族是很重视信誉的。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立得住脚，并且有所作为，就必须为人诚实，讲究信誉。可以说，信誉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对一个企业来说，信誉同样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企业有了信誉，消费者就信得过它，放心地购买它的商品。这样，它必须会顾客盈门，兴旺发达。黄双安就十分注重企业的信誉。他认为，信誉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丹麦华商范岁久的中国春卷之所以能打开欧亚两洲市场，在许多国家成为畅销货，除了靠尽量挖掘潜力，降低成本，保持低廉的价格外，还靠采用先进技术，加强管理，尽量提高商品的质量。他的大龙厂生产出来的春卷，由于主料和佐料调制得当，真是“味道好极了”。整个春卷皮薄、馅鲜、法治美，三者俱备，吃起来十分可口营养价值也高。所以，它不但是让人果腹的食品，还成为一种吸引人的美味佳肴，许多人都争相来品尝。
　　从这些点点滴滴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华商的企业管理中蕴含着中国文化色彩。
　　这种文化的最突出表现，就是以具有很大权威的家长为首，由家族成员共同组成企业的管理核心，以血缘、地缘为纽带，连结宗亲、乡亲等与家族有各种关系的人构成企业高中层骨干；以“仁爱”和“人和”为粘合剂，凝结企业的广大员工，使整个企业像一个扩大了的家族，充满了浓郁的亲情和温情氛围，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对内讲究“仁”与“和”，对外讲究“信”与“义”，这就是海外华商的企业魂，也是他们能在世界范围的激烈商战中充满活力和竞争力，并不断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